委员建议对生育孩子家庭按月发补贴

刘焱委员：尽快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严重缺编问题

“公办幼儿园教师严重缺编问题，是一个十余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建议，尽快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缺编问题。

“幼儿园教育是一个独立的学段，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通过盘活存量、把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调剂补充给幼儿园的办法，不是解决公办幼儿园教职工尤其是专任教师编制问题的根本之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刘焱说。

为此，她建议，中编办、财政部和教育部等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快联合制定和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从制度层面保障公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突破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切实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为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焦以璇）

胡卫委员：建议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往届应届毕业生应一视同仁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递交了《关于取消应届生身份限制，保障平等就业权的提案》，建议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在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录中，应对所有往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视同仁，消除人为就业障碍。

胡卫表示，从短期看，可将高校毕业生择业期适当予以延长。延长择业期，可给高校毕业生更充分的择业时间，也有利于在择业期内就业后辞职（退）人员，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就业。

从中期看，应深化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要从关注毕业时的静态就业，调整为关注毕业后的中长期就业及其发展情况，以倒逼高校更加重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能力。

从长期看，胡卫说，要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要打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招聘对象所作的应届生身份限制，从根本上改革已经过时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升学、劳动及人事政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既有的择业期政策主要影响的是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及组织关系，而在落户政策已全面开放的情况下，择业期政策对落户的影响并不大。一旦取消毕业生择业期政策，将来就业就不再分应届生和往届生，而是对所有就业对象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这就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就业权。（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项佳楚 董鲁皖龙）

徐景坤委员：建议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改为申请审核制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是要培养创新型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应重视对考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思辨能力的考核。”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校长徐景坤建议将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改为申请审核制。

徐景坤分析说，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招生是这一系统的开端工程，招生质量对整个研究生培养质量起着十分重要作用，新时代新形势对研究生招生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徐景坤表示，目前招生模式是以考查考生成绩为主，没有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查，比如，有的考生过了初试专业科目而且分数较高，但缺乏实验动手能力和经验，外语成绩考得高的考生可能不会写英语论文。 考生在申请学校和专业中处于弱势地位，选择余地小，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只能选择一所志愿学校，即使高分通过初试，一旦复试时间较晚且被刷，很难找到如意的学校读研。“一考定终身对考生风险极大也不公平，且会忽略考生的很多努力。”

为此，徐景坤建议，设立各学科专业等级考试，取消研究生统考中招生院校自命题的专业科目考试。由国家按照一级学科统一命题，参考现行的教育学专业全国统考，设立例如化学综合、物理综合、生物综合等，满分300分，有利于考试的公平公正。研究生各学科专业等级考试可半年考一次。

徐景坤告诉记者，研究生考试由统考方式改为申请制，主要方法是以综合成绩来申请研究生，模仿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一名考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学校读研。

徐景坤认为，可以用10年的时间来完成现行招生模式到申请审核制的过渡，“在10年内，每年采取50%研招计划采用现行统招模式，50%采用申请审核制，逐渐向申请审核制全面转变”。（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龙龙）

张志勇代表：重新修订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建立编制“周转池”

“小学教职工编制国家标准执行的是2001年的城市标准，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增设了信息技术、综合实践、通用技术等10多门国家课程和省级课程，现行编制标准不能满足课程改革对教师编制资源的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呼吁，国家应适应教育发展新需要，出台教师编制新标准。

张志勇建议，国家应重新修订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充分考虑城市化发展、在校生规模变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充分考虑中小学课程改革、高考改革、课后服务等诸多因素，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提高中小学教师配置比例，适当增加教师编制总量。

在编制管理体制上，张志勇建议建立“省级统筹、市域调控、县级使用”的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体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在省级统筹的基础上，强化市级管理、县区使用机制。根据学龄人口流动趋势，加大县域、市域间教师编制调控的力度。由市级统筹分散闲置编制资源，盘活市属高校、市属其他事业单位现有空编。以市级中小学系统为单位，把部分闲置不能发挥效益的空余编制集中起来，建立编制“周转池”，定向定量投放。

同时，他建议优化教师编制核定周期，健全教师编制年度统筹制度，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学生数量增长情况，完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核定全省编制总量，建议调整周期不得超过3年。同时，督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编制总额内，根据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不同学段学生规模变化等情况，实行按年度统筹调配县区内学校编制分配使用计划，提高编制使用效率。（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焦以璇）

张宝艳代表：对拐卖犯罪者终身追责

“我认为‘买卖同罪’是可行的，甚至，对‘买方’的定罪可以重于‘拐卖方’，现在对‘买方’三年起刑的量刑标准太低，建议视同绑架罪，十年起刑。”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在谈到妇女儿童拐卖问题时说。她还建议，对拐卖犯罪分子的追责不应当受诉讼时效所限，而应该终身追责。

对社会高度关注的妇女儿童拐卖问题，张宝艳有发言权。她是“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创始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接连多年围绕打拐建言。今年，她又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大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力度的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于拐卖犯罪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今年张宝艳的感受尤其明显。“首先希望对拐卖犯罪分子终身追责，因为这些人对被拐卖的孩子和妇女的家庭伤害非常大。”张宝艳说，我国刑法规定，最高诉讼时效为20年，然而现实生活里，许多被拐卖的孩子和妇女，等他们被解救时，基本都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很难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了。

“拐卖犯罪和其他的犯罪不一样，拐卖犯罪时间越长，对被拐卖者的伤害越大。”张宝艳主张，对拐卖犯罪分子的追责不应当受诉讼时效所限，而应该终身追责。

另一方面，在张宝艳看来，对被拐妇女儿童侵害最大，侵害时间最长的是“买家”。“妇女在被拐卖之后，‘买家’会做出虐待、非法拘禁、强奸、精神伤害等多种犯罪行为，给被拐妇女造成巨大且长期的痛苦。”张宝艳说，也是因为有了“买方市场”才刺激了人贩子铤而走险，“所以我认为对‘买方’的定罪可以重于‘拐卖方’，我建议是视同绑架罪，十年起刑，甚至可以更重”。

此外，张宝艳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对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进行，“帮助摸排出来的被拐妇女和儿童寻找家人，让这些家庭早日团聚”。

张宝艳还建议应对拐入地区相关部门建立考核机制，将打拐与基层组织的政绩挂钩，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对于有新发生拐卖案件的基层政府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唐琪）

钟茂初委员：严格管控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一切营销活动

“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活动，实质上是不良商家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不健全、家长‘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心理，以及对商品及服务的营销内容缺乏鉴别力等进行的违法营销。”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看来，类似的活动严重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所确立的法律精神，也难以被既有法律法规所规制，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不应听之任之。

钟茂初举例，比如一些诱导青少年“容貌焦虑”的医美广告，诱导青少年粉丝非理性打榜等活动，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购买“盲盒”等营销方式，“各类营销活动及广告，举不胜举”。对此，钟茂初建议，最主要的是修订广告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条款，修订工商行政管理等相关法规。

具体而言，钟茂初说，首先要严格管控营销活动，任何营销者不得以未成年人为营销诱导的目标消费对象。其次，要严格管控广告内容，销售未成年人的必要日用品或服务，其广告只得标识“符合国家ＸＸ质量标准”，不得添加其他任何宣传语，不得作任何渲染宣传以诱导消费者非必要的需求。

“严格管控营销方式，营销者不得利用网络营销手段，通过不当信息搜集、大数据等方式，精准向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推销，不得有任何形式的主动营销行为。”钟茂初表示，应禁止以任何营销方式、宣传方式诱导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非理性的消费活动。

钟茂初建议，除必要的日用品或服务之外，应该禁止直接向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任何产品和服务，直接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销售产品和服务应受一定限制。如违背了必要原则，其交易活动视为无效，商家得无条件退款并承担关联责任。（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见习记者 张赟芳 记者 唐琪）

张志勇代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培训行业监管

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注意到，一些机构、个人看准了家庭教育的市场前景，迅速介入这一新兴职业教育市场，为了赚取超额市场利润，号称家庭教育指导师已成“金饭碗”，号称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证书全国通用，采取不正当的广告宣传营销手段进行宣传。

为了防止家庭教育培训市场乱象频出，张志勇建议，一是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列入新的职业目录，予以规范和管理。二是尽快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制度，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需要具备家庭学、儿童学、卫生学、健康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素养，亟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尽快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业资格准入制度。三是由教育部门会同全国妇联研制出台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业标准，以确保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这个市场处于发育初期，市场监管部门应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尽快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培训行为市场监管规则。”张志勇最后提出，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机构准入制度，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机构的广告行为作出规范，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从业者管理，以保障这支队伍的专业性和教育性。（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焦以璇）

蒋胜男代表：将男性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

“产假和陪产假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增加女性的生育假期，这加剧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使得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表示，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相关假期规定，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

蒋胜男建议，要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相关假期规定。考虑到各省各地在经济、人口状况上有着差异，可以在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前提下，给予有特别需求的地区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在国家统一规定产假、陪产假、育儿假后，给予特别地区一定范围内增设奖励假的权限。

“育儿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应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蒋胜男指出，女性的产褥期是42天，正是需要配偶照顾的时期。

蒋胜男还建议，综合考虑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不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性质及实力差异、职业女性个体对生育的不同诉求，将产假分为强制性产假和弹性产假两部分。育儿假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具体天数根据家中子女的数量进行考虑。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制定统一的标准。（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见习记者 张欣 记者 唐琪）

谢文敏委员：对生育孩子的家庭按月发放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对生育孩子的家庭按月发放补贴。此外，她还建议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设生育二孩奖励性产假。“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对生育妇女的配偶，也就是说男性，他也要陪同生育的妇女，陪同休产假一个月，并且这一个月还应该强制的实施，让男性同胞一起共同承担，养育孩子这样的一个义务。”（中国新闻网记者 邹浩）

作者：焦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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